李长原说：“大叔，我是说，我哥他怎么会一年都没开门呢？我年根儿回家前还来见过他呢。”
房东说：“你白说个啥子嘛！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坐在这门口守了整一个月呢！”
这真是奇了！难道是自己摸错地方了？德化街，197号，古槐树，永寿药材行的招牌……哪一样能看错呢？
看来，大脸哥真是死了。他家有老有小，死得冤，死不下，所以才弄出这些显应的事来。
“大叔，房租的事好说。要不这样，你这房子我今年租了吧。”
房东说：“你们水北的人奸猾得很。你先把你哥哥去年的房租交了，你要租这房子，我今年就少收你一个月房租。”
就这样讲妥了。
第二天打开店门，只见店里蛛网密布，浮尘扑面，方知房东说话不虚。费了一天的功夫，把房里打扫干净，把两间房里的药材规整到一间房里，然后把武昌的生丝货底运过来，放在腾出的一间房里。李长原决定一个店里做两样生意，门口的古槐树上挂了两块招牌：永寿药材行，泰兴生丝行。店里边两张柜台，两本账簿，两把算盘。
李长原把生意放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等大脸哥。不管大脸哥是人是鬼，他想着他一定还会回来。
两样生意，李长原同样兢兢业业地打理。药材生意来了，他就坐在药材店里的柜台后面，好像自己就是大脸哥，就是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进多少货，出多少货；单价多少，总计几何，盈利若干，一宗宗，一笔笔，日结，月合，年总，记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生丝生意来了，他就坐回生丝店的柜台后面，这时他就是他了，就是泰兴生丝行的老板了，同样一宗宗、一笔笔地把账记得清清楚楚。两样账是绝不混淆的，就是交易时使用的秤、簸箩、绳子，记账时用的笔、墨，算账时用的算盘，也都是各是各的，决不混用。房租是一家一半，泰兴决不少拿一分。每年回家，李长原总是把当年的账簿带回去，一笔一笔地给四娘念。一直念到全年总计盈余多少多少，然后从褡裢里倒出钢洋，一枚一枚地给四娘数。
由于到处都在打仗，伤员多，药材生意一直都不错。李长连活着时只做中药材生意，李长原看几家西药店生意红火，就也兼营西药。这样生意就做大了。而李长原自己的生丝生意一直不景气。每到年底回家，李长原自己的褡裢总是干瘪瘪的，而给李长连家带的褡裢却总是满腾腾，有时不得不装成两个褡裢，雇个伙计背上。
就这样，李长连死后，他的生意做发了。
生意虽然是李长原一人做，但在对外的名义上，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还是李长连，有应酬时，李长原就自称李长连应邀参加。人们弄不清他到底是李长原还是李长连，时间久了，人们都以为李长连和李长原是双生俩，长得太像，分不出来。
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有一次政府召集全体个体工商业者开会，逐个点名。点到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时，李长原答应：“有！”点到永寿药材行经理李长连时，李长原又答应：“有！”领导就翻眼看了看他，颇有不悦，问：“你到底是泰兴的李长原，还是永寿的李长连？”
李长原答：“我是泰兴的李长原。”
“那你胡答应个什么？永寿老板呢？李长连来没有？”
李长原就站起来说：“禀报领导！永寿药材行老板李长连，已经去世多年了。”
“死了？”领导很关心地问道，“什么时候？”
李长原说：“民国三十五年，死11年了。”
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一齐把头扭向他，好像他是一轮太阳，他们都是向阳花。这些向阳花中，有不少都与泰兴和永寿打过交道的，都以为两家老板是孪生兄弟呢。
领导说：“都死11年了？那生意不是一直在做着吗？”
李长原说：“生意一直没停，是我在替他做。”
“你与他是亲兄弟吗？”
“不是。我们是同乡，一李家。”
这一说，领导就多心了，怀疑李长原是不是觊觎永寿的生意，而把李长连给谋害了。所以，不久就有两个湖北口音的人来到了水北怪屯村进行调查。他们看到李长原的家一贫如洗，而李长连的家虽然寡奶孤孙，却住着瓦房，土地百亩，雇着两个长工，一个女佣。
第二次开会的时候，领导宣布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经区政府研究决定，任命原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为新成立的公私合营汉阳药材公司经理。人们都不服气，泰兴生丝行是汉阳最小最小的一个商号，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年年亏损，濒临破产，连个伙计都雇不起，你看老板那个穷酸样子，像个叫花子一样，怎么会叫他当经理？难道就因为他穷吗？有人就牢骚说，人家是无产阶级嘛！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人家当经理，让谁当啊？让你这个资本家当啊？
领导就给大家讲了李长原的故事。领导说，李长原把自己的生意做赔了，把别人的生意做发了；把自己做穷了，把别人做富了——共产党就喜见这样的人……
当然，他没讲李长原活见鬼这些事；这些事是李长原1985年自己讲的，这时他已76岁，退休多年，回乡定居。
汉阳药材公司经理是个科级干部。这是怪屯历史上最大的官了。
第十八章 地仙
怪屯离谷屯仅里把地，可是谷屯自古以来都比怪屯富，原因是谷屯西面有一块几百亩大的洼地，因靠着升龙崖，所以当地人叫老龙窝。老龙窝里的土地非常肥沃，而且由于是洼地，一圈的山水都往这里渗，所以老龙窝的地从来都没旱过。更奇怪的是，每年春秋二季，老龙窝里总要下两场大雨——眼看四周的天空晴朗朗的，可是老龙窝里却无端的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就下了起来。当地人说春天那场雨叫龙出水，是老龙窝里的龙上天值班去了，带出来的水；秋天那场雨叫龙回銮，是龙值完一年的班回老龙窝休假来了，带回来的水。
谷屯有了这几百亩旱涝保收的龙窝地，咋能不富呢！
所以，旧社会，怪屯没有一家像样的地主，而谷屯两顷以上的地主就有4家。这4家地主之中，其中一家最大的地主姓李，叫李子盘，是怪屯迁去的。
李子盘在怪屯时也是穷人。他外号叫金匠，因为他在水北县城一家金货铺里学过相公。但他长得五大三粗，黑不愣腾，生就一个粗人，干不了细活，倒是对摇耧撒种、赶车喂牛、扬场放耙极其着迷，颇具灵性，一点即会，无师自通。17岁时，他把一只戒指做坏了，掌柜的就骂他：“笨鳖！学3年了，连个圈儿都捏不圆！滚吧！”他一气之下，就滚回家了，再逼也不学金匠了。干啥？当长工。于是，在谷屯的几百亩龙窝地里，就像热灰里的苦虫一样忙碌着一个最年轻的长工。
现在就说说他是如何由长工变成谷屯地主的。
解放后人们对地主的认识和印象，都是政治化、舞台化、妖魔化了的。从字义上看，地主，土地的主人，或者是有土地的人。只要是有土地的人，不管土地多少，都可称为地主。而旧社会有土地的人很多，真正地无一分、椽无一根的人家是极少极少的。所以，旧社会在怪屯人们的话语中，没有地主这个词，他们称土地多且富裕的人家叫老财，叫财主，或主家；大财主叫大主家。
谷屯有个大主家，叫谷兴泰。
谷兴泰家有三顷半地，虽然不能与平地上几十顷、几百顷、甚至挂千顷牌的大主家相比，但在水北山里，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他用了4家佃户。
这里要说说人们一直弄不清的一个问题：地主、佃户、长工的关系。笔者祖上就是佃户，父辈们多次给笔者讲过旧社会给主家种地的事。他们讲的，跟后来接受的政治宣传的内容相去甚远。
过去一直认为，地主雇长工，剥削长工。实际上，地主自己不种地，是不雇长工的。地主只雇佃户。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一个佃户可租种上百亩甚至几百亩土地，一家人忙不过来，就需要雇佣长工。长工的数量，可根据租种土地的多少而定，如果租种一百亩地，雇两三个长工也就够了。
长工又叫伙计。伙计的报酬，视其精通活路及其体魄、力气的大小而定。如其各路活计都拿得起，又强壮有力，就称为大把式，每年报酬是3石小麦（合1500斤）；如果只会干几种活路，一年可得两石；身小力薄者，可得1.5石，甚至1石。
如果一家雇几个伙计，那这几个伙计中最大的把式就是他们的小组长或生产队长，那时叫领工，或叫领工伙计。领工伙计的任务极其繁重。以收麦子为例。鸡子叫头遍时就得起床，先把东家的水缸担满水，然后呼喊其他伙计起来，扛上笸刀（一种较大的形如笸箩的割麦工具）去笸麦。天明时，东家用竹篮提着馍、菜、稀饭来到地里，就坐在麦捆上用早餐。用罢餐，嘴一抹拉，继续干活。半晌间，东家又送一次饭，中午再送一次，后半晌再送一次。一天要吃五到六顿饭。一部分人割，另一部分人就往家运。一直割到星星出来了，看不见麦棵子了，才回家。但这不是收工。回家后还要垛麦垛，啥时把一天割下的麦子垛完了再喝汤（吃晚饭）。喝罢汤仍不能休息，要把明天用的镰刀、笸刀磨好，以便第二天起早割麦好用。一切停当，躺到床上时，也就夜半了。一季麦子割完需十来天。麦子割完后，不急着打，先抢种。玉米，绿豆，芝麻，谷子，等等，把割过的麦地播种完，然后开始打麦。
打麦比割麦还要辛苦。长工们必须半夜就起床，到场里摊麦子，叫摊场。就是把麦垛扒开，把麦捆子一个个解开，用桑杈挑乱，然后一杈杈地窝起来（这需要技术），窝一人多高，一杈挨一杈，摆满一场。一场麦就摊好了，天也亮了，可以看清地里已经绿油油的秋庄稼苗了。长工们就把桑杈放下，洗一把脸，把放在场边的铁锄扛起来，去锄地。半晌间，他们把锄往地里一扎，就回家了。不是回家休息，是摊在场里的麦子晒了半晌了，该翻一翻了。翻完后，继续锄地。一直锄到中午，才扛上锄回家。但这仍不是收工休息。因为这时场里的麦子已被牛把赶着石磙碾了好几遍了，一人多高的麦棵子，已被碾得只剩了半尺厚。长工们丢下锄头，又掂起了桑杈，把碾磁的麦秸挑起来，一边挑，一边抖，将碾掉的麦粒抖下来。然后，又把麦秸一杈杈地窝起来，继续晒。长工们这才撂下桑杈，跳到水坑里，洗去满身胡燥燥的麦糠，咕嘟几口井拔凉水，端起了东家送到场边的饭碗……
这便是60年前长工的一小段工作流程，劳动强度之大，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承受的。所以，那时的农民，特别是农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长工（伙计），寿命都很短，平均不到50岁。笔者不顾拉杂之忌把它记下来，希望存史而已。
金匠李子盘就是大主家谷兴泰家一个佃户的长工，而且是领工。
再来说佃户与地主（主家）的关系。
佃户分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