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儿找到的？”我奇怪地问波洛。
“在废纸篓里。你认识这个笔迹吗？”
“是的，是英格尔索普太太的笔迹。可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耸耸肩。
“我说不出来——但这很有启发性。”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念头。英格尔索普太太八成是精神失常了吧？她是不是因为走火入魔才有这些奇怪的想法？如果是这样，有没有可能她是自杀呢？
我正要告诉波洛上述推论，可他的话又把我弄糊涂了。
“哎，”他说，“现在去检查一下那些咖啡杯。”
“亲爱的波洛，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可可，那么检查那些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处？”
“哦，啦啦，可怜的可可！”波洛无礼地大叫。
他很享受般地大笑着，假装绝望地将双手伸向天空。我本不应这么想，可我还是认为这是最糟糕的行为。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说，语气更加冷淡了，“是英格尔索普太太自己把咖啡端上楼的，你还是别妄想发现什么了，除非你觉得我们能在咖啡托盘里发现一包士的宁！”
波洛马上严肃起来。
“算了吧，算了吧，我的朋友，”他挽住我的手臂说道，“别生气了！请允许我对我的咖啡杯产生兴趣吧。我也会尊重你的可可的。好啦！成交了吗？”
他这么风趣，我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们一起走进客厅里，咖啡杯和托盘仍然像我们离开时那样安静地摆在那儿。
波洛让我概括地讲一下前天晚上的情景，他听得非常仔细，并且核实了每个杯子的位置。
“那么，卡文迪什太太站在茶托盘旁边——倒咖啡。嗯。后来，她走到你和辛西娅小姐坐的窗口那边。没错。这儿有三个杯子。壁炉台上那个喝了一半的杯子，应该是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的。那托盘里的那个呢？”
“是约翰·卡文迪什的。我看到他放在那儿了。”
“好。一、二、三、四、五——可是，英格尔索普先生的杯子呢？”
“他没喝咖啡。”
“那就都清楚了。等等，我的朋友。”
他小心翼翼地从每个杯子底部倒出来一两滴咖啡，分别密封在单独的试管里，同时依次尝了尝。他的面貌在奇怪地变化着，脸上凝固着一种表情，我只能形容为半困惑半宽慰。
“好吧！”他终于说话了，“弄清楚了！我原本有个想法——但很明显我错了。是的，我全搞错了。很奇怪，不过没关系！”
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耸了耸肩，把一直让他烦心的某件事抛诸脑后。我一开始就跟他说过了，他对咖啡杯如此执著，肯定会走进死胡同。可我还是忍住了。毕竟，尽管他年纪大了，可当年仍然是个伟大的人。
“早饭准备好了，”约翰·卡文迪什从门厅走进来，说道，“你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波洛先生？”
波洛默许了。我注意到约翰已经恢复正常，昨晚之事对他产生了暂时性的冲击，可他随即又回到了往日的稳重姿态。他是个没多少想象力的人，这一点和他弟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想象力也许太过丰富了。
这天一大早，约翰就不停地忙着发电报——第一封发给了伊芙琳·霍华德——给报纸写讣告，忙着做那些普通丧事必须得做的伤心事。
“请问事情进展如何了？”他说，“你的调查表明了我母亲是自然死亡，还是——还是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认为，卡文迪什先生，”波洛严肃地说，“你最好还是别抱有什么虚幻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家里其他成员的看法吗？”
“我的弟弟劳伦斯认定我们是在大惊小怪。他说一切都说明了这只不过是心力衰竭而已。”
“是吗，他是这么想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波洛轻声嘀咕着，“卡文迪什太太呢？”
约翰的脸笼上了一层阴影。
“我完全不知道我妻子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这回答让大家一时语塞。约翰打破了这令人尴尬的沉默，有些吃力地说：
“我有没有告诉你英格尔索普先生已经回来了？”
波洛低下头。
“现在的情形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很尴尬。当然，应该像平常那样对待他——可是，见鬼，和一个有可能是杀人凶手的人同桌吃饭，真令人作呕！”
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我非常理解，你们处境很艰难，卡文迪什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英格尔索普先生昨晚没有回来，我相信是因为他忘了带大门的钥匙。是这样吗？”
“是的。”
“我认为你十分确定他忘带钥匙了——他到底带没带？”
“我也不清楚。我没想过要去看看。我们把钥匙放在门厅的抽屉里。我去看看这会儿是不是在那儿。”
波洛微笑着举起一只手。
“不，不，卡文迪什先生，现在太晚了。我确信你能找到它。要是英格尔索普先生真的带走了，现在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再放回去。”
“但你不觉得——”
“我没有想法。如果今天早上他回来之前，有人正好看到钥匙在那儿，那对他就是个有利、有价值的证据。就是这样。”
约翰一脸困惑。
“别担心，”波洛很自然地说道，“我向你保证，你无须为此烦恼。既然你这么好心，那我们就去吃早饭吧。”
大家已经都在餐厅里了。鉴于这种情形，这自然不是一场欢乐的聚会。一波冲击之后的反应总是令人难过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遭受着痛苦。礼仪和良好的教养自然令我们的举止一如往常，然而我怀疑这种自制是否真这么困难。没人红眼圈，也没有任何暗自悲伤的迹象。我认为我是对的，多卡丝才是这出悲剧影响下最伤心一个人。
我看了一眼阿尔弗雷德，他的举止太像个标准的鳏夫了。这种惺惺作态真让我恶心。我想知道他是否明白大家都在怀疑他。我们全都瞒着他，他当然察觉不到这个事实。他感到潜在的可怕危险了吗，还是自信自己能逍遥法外？这种怀疑的氛围肯定让他有所警醒，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嫌疑分子了。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怀疑他？卡文迪什太太呢？我注视着她。她坐在餐桌桌首，优雅、镇定、神秘。她穿了一件柔软的灰色连衣裙，手腕上的白色花边搭在纤细的手上，看上去美丽动人。然而，只要她愿意，她的脸就能像斯芬克斯那样神秘莫测。她很沉默，很少开口，可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配着我们所有人。
那么，小辛西亚呢？她怀疑吗？我感觉她的样子好像是累病了，动作沉重倦怠。我问她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她坦白地说：
“是的，我头很疼。”
“要不要再喝杯咖啡，小姐？”波洛热心地问，“它能让你恢复精神。治疗头疼，非它莫属。”他跳起来拿走了她的杯子。
“别放糖，”波洛刚拿起方糖钳子，辛西亚就看着他说。
“不放糖？战时戒糖，嗯？”
“不，我喝咖啡从不放糖。”
“该死！”波洛一边把倒满咖啡的杯子端回来，一边嘀咕着。
只有我听见了。我好奇地瞥了一眼这个小个子男人，只见他在拼命抑制自己的兴奋表情，眼睛就像猫一样发出绿光。他一定是听到或看到什么影响他的东西了——然而，是什么呢？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笨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多卡丝出现了。
“韦尔斯先生来看您了，先生。”她对约翰说。
我想起这个名字来了，昨晚英格尔索普太太还给这位律师写过信。
约翰马上站了起来来。
“带他去我的书房。”然后他转向我们，“我母亲的律师，”他解释道，接着压低声音说，“他也是验尸官——你们明白。你们跟我一起过去吗？”
我们默认了，跟着他走出房间。约翰在前面大步走着，我趁机小声地问波洛：
“要审问吗？”
波洛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让我很好奇。
“怎么了？你没注意我说什么。”
“没错，我的朋友。我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辛西亚小姐喝咖啡不放糖。”
“什么？你不能严肃点吗？”
“我最严肃了。啊，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的直觉是对的。”
“什么直觉？”
“这直觉驱使我一定要去检查那些咖啡杯，嘘！现在不说这个！”
我们跟着约翰走进他的书房，关上了门。
韦尔斯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中年人，眼睛敏锐，长着一张典型的律师嘴巴。约翰介绍了一下我们两个人，并解释了我们在这儿的原因。
“你要知道，韦尔斯，”他补充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们仍然希望最后不用进行任何调查。”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韦尔斯先生温和地说，“真希望我们能使你免受聆讯的痛苦和宣扬。可没有医生的死亡证明，就不得不这么做了。”
“是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包斯坦是聪明人。我相信，他是毒物学的权威。”
“确实是。”约翰说，表情有点僵硬。接着，他很含糊地补充道：“我们是不是都要出庭作证——我是说，我们所有人？”
“你们，当然——还有——嗯——英格尔索普——嗯——先生。”
稍微顿了顿，律师继续缓缓地说：“任何一个证据都能简单地证实，只是个形式问题。”
“我明白了。”
约翰表情轻松了点。这让我很不解，他不应该这样啊。
“要是你不反对，”韦尔斯先生继续说，“那就在星期五吧。那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写医生报告了。是今天晚上验尸吗？”
“是的。”
“你方便吗？”
“没问题。”
“亲爱的卡文迪什，我就无须多说我对这不幸的悲剧有多悲痛了。”
“你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件事吗，先生？”波洛插嘴说，我们进来之后，他还是头一次说话。
“我？”
“是的。我们听说英格尔索普太太昨天晚上给你写信了。今天早上你应该收到了。”
“我收到了，可是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说让我今早过来找她，因为她有件重要的事情想听听我的意见。”
“她暗示你可能是什么事吗？”
“很遗憾，没有。”
“真遗憾。”约翰说。
“太遗憾了。”波洛认真地表示同意。
一片沉默。波洛出神地思索了几分钟，最后转向律师。
“韦尔斯先生，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你——就是，如果不违反你的职业规则的话。英格尔索普太太去世了，谁将继承她的财产？”
律师犹豫片刻，回答说：
“马上就会公布财产的事，如果卡文迪什先生不反对的话——”
“不反对。”约翰插嘴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在她于去年八月签订的最后一份遗嘱中，将一些琐碎的遗产留给用人，除了这些类似的条款，她把全部财产留给了继子，约翰·卡文迪什先生。”
“那不是——卡文迪什先生，请原谅我问个问题——对她另外一个继子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太不公平了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你瞧，根据他们父亲的遗嘱，继母去世后，约翰继承遗产的同时，劳伦斯会得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英格尔索普太太知道她的长子能维持斯泰尔斯庄园，所以把钱留给了他。在我看来，这是个非常公平公正的分配。”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但是我能否这么说，根据你们英国的法律，在英格尔索普太太再婚后，这个遗嘱就作废了？”
韦尔斯先生点点头。
“我接下来正要讲这个，波洛先生，现在这份文件已经无效。”
“啊！”波洛说。他想了一会儿，接着问道：“英格尔索普太太本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清楚。她可能知道。”
“她知道，”约翰出人意料地说，“昨天我们还说到结婚后遗嘱就作废的事。”
“啊！还有一个问题，韦尔斯先生，你说‘她最后一份遗嘱’，那么，英格尔索普太太之前写过好几份遗嘱吗？”
“她每年至少写一份新遗嘱，”韦尔斯先生平静地说，“关于财产分配她总是改变主意，一会儿给家里的这个，一会儿又给另一个。”
“假如，”波洛提出，“某个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这个家中的一员，比如，霍华德小姐吧。而她新立了一份使此人受益的遗嘱，可你不知道，你会吃惊吗？”
“一点儿也不。”
“啊！”波洛似乎已经完成了提问。
约翰和律师讨论查看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文件问题时，我走近波洛。
“你认为英格尔索普太太写了一份遗嘱，把她的钱都给霍华德小姐了吗？”我有点好奇地低声问道。
波洛笑了。
“不。”
“那你为什么这么问？”
“嘘！”
约翰·卡文迪转向波洛。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波洛先生？我们打算去查一下我母亲的文件。英格尔索普先生非常乐意全权交给韦尔斯先生和我本人。”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律师咕哝着，“当然，从法律上来说，他有资格——”他没说下去。
“我们要先看一下内室里的书桌，”约翰解释道，“然后上楼去她的卧室。她把最重要的文件都放在一个紫色文件箱里了，我们得仔细检查检查。”
“好的，”律师说，“很有可能那儿有一份比我这里更新的遗嘱。”
“的确有一份更新的遗嘱。”说话的是波洛。
“什么？”约翰和律师吃惊地看着他。
“或者，不如这么说，”我的朋友平静地继续说，“曾经有一份。”
“曾经有一份，你是什么意思？现在在哪儿？”
“烧了！”
“烧了？”
“是的。看这儿。”他拿出我们在英格尔索普太太房间壁炉里找到的烧焦的纸片，递给律师，并对何时何地发现的做了简单的说明。
“可没准这是一份旧遗嘱呢？”
“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肯定，写这份遗嘱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以后。”
“什么？”“不可能！”两人同时脱口而出。
波洛转向约翰。
“如果你同意我把你的花匠叫来，我会向你证明的。”
“哦，当然——可我不明白——”
波洛举起一只手。
“照我说的去做吧。以后你想问多少问题都行。”
“好。”约翰按了下铃。
多卡丝马上出现了。
“多卡丝，你叫曼宁过来，我要跟他谈一下。”
“是，先生。”
多卡丝退了出去。
我们紧张而无声地等待着，只有波洛一个人显得很轻松，擦了擦书橱上一个蒙了灰尘的角落。
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钉靴踩在沙砾上的脚步声，是曼宁来了。约翰探询地看了一眼波洛，后者点了点头。
“进来，曼宁，”约翰说，“我有话跟你说。”
曼宁缓慢地走向落地窗，紧紧地贴着窗边站好。他把帽子拿在手中，小心翼翼地转着。他的背驼得厉害，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老，两眼敏锐而精明，掩饰了他木讷而谨慎的说话能力。
“曼宁，”约翰说，“这位先生想问你几个问题，我需要你回答清楚。”
“是，先生。”曼宁含糊地说。
波洛轻快地走上前。曼宁略带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昨天下午你们在屋子的南面种了一坛秋海棠，对吗，曼宁？”
“是的，先生，我和威勒姆。”
“后来英格尔索普太太来到窗口叫你们了，是吗？”
“是的，先生，她叫了。”
“用你自己的话仔细地跟我讲一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先生，也没什么。她就是让威勒姆骑车去村里买一份遗嘱表格，或者这一类的——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她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是吗？”
“是的，他就去了，先生。”
“后来呢？”
“我们继续种秋海棠，先生。”
“英格尔索普太太没再叫你们吗？”
“叫了，先生，她又叫了我和威勒姆。”
“然后呢？”
“她叫我们立刻进来，在一张长纸的底部签了名——在她的签名下面。”
“你看没看到在她签名的上面都写了什么？”
“没有，先生，那部分上面盖着一小张吸墨纸。”
“于是你们就在她说的位置签了名？”
“是的，先生，我先签的，然后是威廉。”
“事后她拿这张纸干什么了？”
“呃，先生，她把它装进一个长信封里，然后放进立在书桌上的一个紫色箱子里了。”
“她第一次叫你们的时候是几点？”
“我想是四点左右，先生。”
“不会更早？有没有可能是在三点半左右？”
“不，我不能这么说，先生。更有可能是四点多——不是四点以前。”
“谢谢你，曼宁，可以了。”波洛愉快地说。
花匠看了看自己的主人，约翰点了点头，于是曼宁咕哝着，举起一个手指头到前额，小心翼翼地从落地窗退了出去。
我们面面相觑。
“天哪！”约翰低声说，“多么蹊跷的巧合！”
“怎么——巧合？”
“我母亲就在自己去世的这一天立了一份遗嘱！”
韦尔斯先生清了清嗓子，冷冷地说：
“你确定这是个巧合吗，卡文迪什？”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你母亲昨天下午和一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你什么意思？”约翰大喊，声音颤抖，脸色苍白。
“那场争吵之后，你母亲忽然急匆匆地立了一份新遗嘱，而这份遗嘱内容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了。她没告诉任何人里面的条款。毋庸置疑，她本来打算今天早上和我讨论这件事——可是她没有机会了。遗嘱不见了，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卡文迪什，我很担心这不是巧合。波洛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事实很有暗示性。”
“有没有暗示，”约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都非常感谢波洛先生说明了这件事。要是没有他，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份遗嘱。我可不可以问问你，波洛先生，是什么让你推测出这个事实的？”
波洛笑了笑，回答道：
“一个胡乱写着几个字的旧信封，还有一坛刚刚种下的秋海棠。”
我猜约翰还想再问点什么，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一阵巨大的汽车引擎发动声。我们望向窗口，汽车一闪而过。
“艾维！”约翰大叫，“请原谅，韦尔斯。”他急忙走出去。
波洛吃惊地看着我。
“霍华德小姐。”我解释说。
“啊，很高兴她来了。她是个有头脑、心肠好的女人，黑斯廷斯。虽然仁慈的上帝没能给她一副美丽的面孔。”
我跟着约翰走出房间，来到门厅。霍华德小姐正费力地把自己从裹在头上的面纱中解放出来。她的视线一落到我身上，一股内疚的剧痛就击中了我。就是这个女人，曾经诚恳地警告过我，可是对于她的警告，唉，我竟然没放在心上！我是多么快速、多么轻蔑地就把它从自己的头脑中移走了。现在，她的话竟然通过如此悲惨的方式加以证实了，我感到了羞愧。她太了解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了。我怀疑，如果她留在了斯泰尔斯，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个男人会不会害怕她那警惕的目光？
她痛苦地握住了我的手——这种感觉我至今能清楚地记得——我才放下心来。她看我的目光十分悲伤，但没有谴责。她眼皮红肿，我知道她一定哭得很伤心，不过她以前那种直爽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我一接到电报就马上赶来了。刚值完夜班。租了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过来了。”
“你吃早饭了吗，艾维？”约翰问道。
“没有。”
“我知道你没吃。快去吧，早饭还没收，他们会给你新沏壶茶。”他转向我，“照顾一下她，黑斯廷斯，好吗？韦尔斯还等着我。哦，这位是波洛先生，他正在帮我们，艾维。”
霍华德小组和波洛握了握手，扭头朝约翰疑惑地看了一眼。
“你是说——帮我们？”
“帮我们调查。”
“没什么可调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他关进监狱了？”
“把谁关进监狱？”
“谁？当然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亲爱的艾维，说话要小心，劳伦斯认为我母亲是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的。”
“太蠢了，劳伦斯！”霍华德小姐反驳道，“当然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杀死了可怜的艾米丽——我一直跟你说他会这么干的。”
“我亲爱的艾维，别这么大声嚷嚷。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还是怀疑什么，目前还是少说为妙。星期五会聆讯的。”
“别胡说八道了！”霍华德小姐哼了一声，“你们都糊涂了，到那时那家伙会跑到国外去的。如果他有一点脑子，就绝对不会乖乖地待在这儿等着被绞死。”
约翰·卡文迪什无助地看着她。
“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指责他道，“你听了那些医生的话。别听那一套。他们知道什么？什么都不能相信——不然正好中了圈套。我应该知道——我父亲就是个医生。那个小个子威尔金斯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傻的傻子。突发心脏病！他们就会这么说。任何人，只要有一点脑子，就能马上看出是她丈夫毒死了她。我一直就说，他会把她杀死在床上的，可怜的人。现在，他真这么做了，可你们只会嘀咕那些愚蠢的事，‘突发心脏病’，还有‘星期五聆讯’。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约翰·卡文迪什。”
“你想让我做什么？”约翰已经挤不出半点笑容，问道，“该死，艾维，我总不能勒着他的脖子把他拽到当地警察局去啊！”
“哼，你有事做。弄明白他是怎么干的。他是个狡猾的乞丐。我敢说他肯定浸过捕蝇纸。你问问厨子是不是丢过，哪怕一张。”
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一刻，如果让霍华德小姐和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住在同一屋檐下，和平相处，很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我可不羡慕约翰。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艰难的处境了，还是暂时回避一下的好，于是他急忙离开了房间。
多卡丝送来了新沏的茶。她一离开房间，波洛就从原先站着的窗边走过来，坐在了霍华德小姐对面。
“小姐，”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想问你一些事。”
“问吧。”女士有点不高兴地看着他，说道。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帮你绞死阿尔弗雷德。”她粗声粗气地说，“绞刑太便宜他了，应该像古代那样五马分尸。”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波洛说，“因为我也想绞死这个凶手。”
“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他，或另一个人。”
“不可能是别人。要是他没来这里，可怜的艾米丽不可能被害死。我不得不说她被一群鲨鱼包围着——是的——可他们只关心她的钱包，她还是很安全的。然而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来了——并在两个月内——说变就变了！”
“相信我，霍华德小姐，”波洛恳切地说，“如果英格尔索普先生是这么一个人，他逃不出我的手心的。我敢发誓，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一定把他吊得像哈曼（注： 《圣经》中的人物，是犹太人的敌人，后来被高高地吊在绞刑台上。）那么高！”
“那就好了。”霍华德小姐热心起来。
“不过，我得请你相信我。现在，你的帮助对我来说很珍贵。我会告诉你原因。因为，在这座悲伤的房子里，只有你为老夫人哭肿了眼睛。”
霍华德小姐眨眨眼睛，嘶哑的声音中蕴藏了一种新的语气。
“如果你是说我爱她——是的，我爱她。你知道，艾米丽是个只顾自己的老女人。她慷慨大方，可她总是要求得到回报。她绝不会让人们忘记自己为他们做过的事——因此，她并不受人爱戴。别以为她意识到这一点了，或者感到缺少爱。无论如何都别这么认为。我的位置跟别人不同。打从一开始我就坚定自己的立场。‘我一年领到这么多薪水，很好了，但是多一个便士我都不要，哪怕是一双手套，一张戏票。’她不理解，有时还很生气，说我是愚蠢的骄傲。不是这样的——但我没法解释。不管怎样，我保持着自尊。因此，跟这群人不一样，我是唯一能让自己爱她的人。我留心着她，保护她不受他们的欺负，可是，来了一个油嘴滑舌的无赖。呸！我这么多年的忠心都白费了！”
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我理解，小姐，我理解你的感受。这最自然不过了。你认为我们是冷淡的人——缺少热情和能力——可是，相信我，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时，约翰探进头来，邀我们俩去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房间，因为他和韦尔斯先生已经检查完内室里的那张书桌了。
我们上楼时，约翰回头看了看餐厅的门，压低声音诡秘地说：
“听我说，这两人见了面会怎么样？”
我无可地摇摇头。
“我已经告诉玛丽尽可能分开他们。”
“她会这么做吗？”
“天知道。有件事，英格尔索普可不怎么想看见她。”
“你还带着那串钥匙，对吗，波洛？”我们到达锁着的房门时，我问。
约翰从波洛那里接过钥匙，打开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律师径直走向书桌，约翰跟在他身后。
“我相信，我母亲把她最重要的文件都存在这个文件箱里了。”他说。
波洛拿出一小串钥匙。
“请允许我说一下。今天早上，为了防患于未然，我把它锁上了。”
“可现在没锁啊。”
“不可能！”
“看。”约翰边说边打开了箱子。
“糟了！”波洛大喊，惊呆了，“两把钥匙都在我口袋里！”他扑到箱子前，突然，他僵在那儿，“原来如此！这锁是撬开的！”
“什么？”
波洛又放下了箱子。
“可这是谁撬开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时候？可这门是锁着的呀？”我们断断续续地惊叫着。
波洛明确地做了回答——几乎是机械地。
“谁？这是个问题。为什么？啊，我知道就好了。什么时候？一小时前我走了之后。说到门是锁着的，这是一把很普通的锁。也许这走廊里的任何一个门的钥匙都能打开。”
我们茫然地彼此注视着。波洛已经走到壁炉台前。他表面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那双出于长年旧习而整理壁炉台上花瓶的手，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听我说，是这样的，”他终于开口了，“那箱子里有些东西——某种证据，也许本身很小，但足以作为线索把凶手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必须在人们发现它和它的重要性之前毁掉它，这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冒着这个危险，巨大的危险，来到这儿。发现箱子是锁着的，他不得不撬开了它，因此也暴露了行踪。他肯冒这个风险，一定是因为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那是什么事呢？”
“啊！”波洛喊着，做了个生气的手势，“那个，我不知道！无疑是某份文件，也许是昨天下午多卡丝看到她手里拿着的文件碎片。并且我——”他怒火喷发，“我真是个可怜的动物！我什么也没想到！我就是个蠢货！我真不应该把箱子留在这儿！我应该把它带走！啊，比猪还要笨三倍！现在，它不见了。毁了——但是，毁了吗？还有没有机会——我们必须不遗余力——”
他像个疯子似的冲出房间，我恢复了理智，立刻跟了出去。但是，我跑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玛丽·卡文迪什正站在楼梯的分岔处，向下盯着门厅——也就是波洛消失的那个方向。
“你那个非凡的小个子朋友怎么了，黑斯廷斯先生？他刚才像头疯牛一样从我身边冲了过去。”
“他被某件事弄得很心烦。”我无力地说。我真的不知道波洛希望我泄露多少秘密。看到卡文迪什太太那富有表现力的嘴唇上抿出一抹微笑，我尽量想办法转移话题：
“他们还没见面，是吗？”
“谁？”
“英格尔索普先生和霍华德小姐。”
她非常为难地看着我。
“如果他们见面了，你觉得会是一场灾难吗？”
“呃，你不这么认为吗？”我很惊讶地说。
“不。”她一如往常那般安静地微笑着，“我宁愿看着这场灾难大爆发，会使空气清洁起来。总比现在这种状况好——我们都是想得多，又不敢说出口。”
“约翰不这么认为，”我说，“他急于把他们分开。”
“哦，约翰！”
她的语气中有些东西令我很生气，我脱口而出：
“约翰是个很好的好人。”
她好奇地查看了我一两分钟，然后说出了让我大吃一惊的话：
“你对朋友很忠实。我很喜欢你这一点。”
“你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我是个很坏的朋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真的。我今天让朋友们着迷，明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忽然感到一阵愤怒，并且很鲁莽很不礼貌地说道：
“可你似乎让包斯坦医生一直很着迷！”
我立刻为自己的话感到后悔了。她绷起了脸。我们之间升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她一言未发，转身飞快地上楼了，我像个白痴一样站在那儿，张口结舌地看着她的背影。
楼下一阵可怕的争吵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听见波洛大声地解释着。我气恼地想着自己那徒然无功的交际手段。这个小个子似乎很信任这房子里的人，可我却怀疑他的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我的朋友一激动就特别容易失去理智，我禁不住再次懊悔，赶忙下了楼。我的出现让波洛几乎立刻平静下来。我把他拉到一边。
“亲爱的朋友，”我说，“这么做明智吗？你肯定不想让全家人都知道这件事吧？你这么做实际上就落入罪犯的圈套了。”
“你是这么想的吗，黑斯廷斯？”
“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好吧，好吧，我的朋友，我听你的。”
“好的。虽然，很不幸，现在已经太迟了。”
“没错。”
他看起来很是垂头丧气、羞愧不已，这令我十分难过，虽然我仍然认为我的指责是公正而英明的。
“哎，”他终于说话了，“我们走，朋友。”
“你处理完这里的事了？”
“是的，暂时告一段落。你能和我回村子里吗？”
“乐意至极。”
他拿起自己的小文件箱，我们穿过打开的落地窗走进客厅。刚好辛西亚·默多克也进来了，波洛站在一旁让她过去。
“请原谅，小姐，请等一下！”
“怎么了？”她诧异地回过头来。
“你以前给英格尔索普太太配过药吗？”
她微微涨红了脸，非常不自然地回答道：
“没有。”
“药粉呢？”
辛西亚的脸更红了，她答道：
“哦，是的，我给她配过一次安眠药粉。”
“是这个吗？”
波洛取出那个装过药粉的空盒子。
她点点头。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索佛那？佛罗那？”
“不，这是溴化铵粉末。”
“啊，谢谢你，小姐，再见。”
我们脚步轻快地离开这幢房屋以后，我瞥了他好几眼。我以前就发现，如果有什么事让他激动了，他的眼睛就会变成猫眼一样的绿色。现在，它们正像绿宝石那样闪闪发着光。
“我的朋友，”他终于打破了沉默，“我有一个小小的主意，一个非常奇怪，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很恰当。”
我耸了耸肩，暗自思忖，波洛的这些胡思乱想也太多了。在这个案子中，真相无疑是简单而明显的。
“那么，盒子上的空白标签就解释得通了，”我说，“正如你所说，很简单。我真是不明白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波洛似乎没听我讲话。
“在那儿，他们又有了另外一个发现，”他的一个大拇指猛地放到肩膀上部，向后指向斯泰尔斯，“我们上楼的时候，韦尔斯先生告诉我的。”
“发现了什么？”
“把文件锁进内室里的书桌时，他们发现了一份英格尔索普太太的遗嘱，签字日期在她再婚之前，写着她的财产将留给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这一定是在他们刚刚订婚的时候写的。这让韦尔斯大吃一惊——约翰·卡文迪什也是。这份文件写在一份打印的遗嘱表格上，见证人是两个用人——不是多卡丝。”
“英格尔索普先生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对这件事我持保留意见，”我怀疑地说，“所有这些遗嘱都十分混乱。告诉我，信封上那些潦草的字是怎么帮助你发现昨天下午立过一份遗嘱的？”
波洛笑了。
“我的朋友，你写字的时候，有没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忘了某个字是怎么写的了？”
“是的，经常。我觉得人人都有这种情况。”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在吸墨纸的边上，或一张空白纸上，试着把这个词写一两次，看看写对了没？嗯，英格尔索普太太就是这么做的。你会发现‘possessed’（注：拥有的意思。）这个词，开始少写了一个‘s’，随后才写成了两个——正确的写法。为了确保写对，为了要弄清楚，她又试着写了一个句子，就是这个：‘i am possessed.’（注：即“我拥有。”），那么，这说明了什么？这件事告诉我，英格尔索普太太昨天下午写过‘possessed’这个词，并且，因为对在壁炉里找到那张小纸片记忆犹新，于是我立刻想到有份遗嘱存在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几乎肯定包含这个单词。这种可能性被事实进一步证实。由于情况很混乱，今天早上没人打扫内室，书桌旁边有几个带着褐色泥土的脚印。这几天天气一直很不错，所以普通的靴子不会留下这么重的沉积物。
“我走到窗边，立刻看到了刚刚种下的秋海棠。花坛上的脚印和内室地板上的完全相同。而且，我也听你说过那些花是昨天下午栽的。这时我确信，有一个或者可能是两个花匠进过内室，因为花坛上有两组脚印。而且，如果英格尔索普太太只是单纯地想跟他们说话，只要站在窗户边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让他们到房间里来。所以我十分确定她立了一份新遗嘱，要让两个花匠来为她的签字作证。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真是太妙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必须坦白，我从那几个潦草的字里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错误的。”
他笑了。
“你太放任自己的想象力了。想象力是个好仆人，也是个坏主人。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最正确的。”
“还有一点——你怎么知道文件箱的钥匙丢了？”
“我之前并不知道。这是个猜测，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你注意到钥匙柄上缠着一段绞合线，这让我立刻联想到，它可能是从一个不结实的钥匙圈上拧下来的。如果钥匙丢了之后又找到了，英格尔索普太太会马上穿回钥匙串上去，但是在她那串钥匙中，我看见的很显然是一枚备用钥匙，很新很亮，这让我做出假设：另外一个人把原始钥匙插进文件箱的锁眼里了。”
“是的，”我说，“不用说，肯定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
波洛好奇地着看我。
“你这么肯定他的罪行吗？”
“啊，当然，好像每个新情况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相反，”波洛平静地说，“有几点对他有利。”
“哦，算了吧！
“我是说真的。”
“我就看到一点。”
“什么？”
“昨天晚上他不在家。”
“‘猜错了！’正如你们英国人所说。你选的这一点，是我认为对他不利的一点。”
“怎么回事？”
“因为，如果英格尔索普先生知道他的妻子昨天晚上会被毒死，他肯定事先安排好了夜不归宿。他的理由显然是捏造的。那我们只有两个可能性：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或者，他的不在场是有原因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我狐疑地问道。
波洛耸耸肩。
“我怎么知道？肯定是不光彩的事。这个英格尔索普先生，我得说，怎么说都是个无赖——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就是个杀人犯。”
我不服气地摇摇头。
“我们没有达成一致，呃？”波洛说，“好吧，先不说这个了。时间会证明我们谁是正确的。现在让我们来转向这个案子的其他方面。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卧室所有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
“呃——”我思索着，“这个需要从逻辑上来看。”
“正确。”
“我会这么说。门都是闩上的——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可是，地板上的蜡烛油、烧毁的遗嘱，证明了昨天晚上有人进过房间。你同意吗？”
“绝对同意。说得非常清楚。继续。”
“好，”我受到鼓舞，接着说，“进来的那个人，既不可能是通过窗户，也不可能是其他神奇的手段，由此可见，是英格尔索普太太自己从里面开门的。这更加令人相信上述那个人就是她丈夫。她给自己的丈夫开门是很自然的。”
波洛摇摇头。
“为什么她会开门？她已经闩上通往他房间的门——从她这一方面来说，此举非同寻常——昨天下午她刚刚和他激烈地吵过架。不，他会是她最后一个允许进门的人。”
“可是，门肯定是英格尔索普太太自己打开的，这一点你同意吗？”
“还有一种可能。她上床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忘了闩上通往过道的门，快到早上的时候，她起床后闩上了门。”
“波洛，你是认真的吗？”
“不，我没有说肯定如此，但也有可能。好了，说说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无意中听到的卡文迪什太太和她婆婆之间的那一小段谈话？”
“我都忘了，”我沉思着说，“这跟以前一样让人迷惑不解。完全像个谜。像卡文迪什太太这样一个顶顶高傲而又沉默寡言的女人，会这么激烈地去干涉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真是不可思议。”
“正是如此。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这么做，真是让人吃惊。”
“这当然很费解，”我表示赞同，“不过，这不重要，不需要考虑。”
波洛突然哼了一声。
“我都是怎么跟你说的？每件事都得考虑到。如果事实和理论相悖——让理论见鬼去吧。”
“好吧，我们会考虑的。”我气恼地说。
“没错，我们需要考虑。”
我们来到里斯特维斯小屋，波洛领我上楼来到他自己的房间。他递给我一根他自己偶尔抽一抽的细细的俄国烟。看他把用过的火柴都仔细收藏在一只小瓷壶里，我不禁被他逗乐了，烦恼瞬间消失。
波洛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放了两把椅子，从这里可以俯瞰村子的街道。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温暖而舒服，这将会是炎热的一天。
突然，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大踏步地冲上街，表情怪异——恐惧和不安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看，波洛！”我说。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
“啊！”他说，“是梅斯先生，药店的。他来这儿了。”
年轻人来到里斯特维斯小屋前，停住脚步，犹豫了一下，用力地敲起门来。
“稍等，”波洛从窗口喊道，“我来了。”
他示意我跟着他，然后迅速跑下楼打开门。
梅斯先生马上说道：
“哦，波洛先生，很抱歉打扰你，但我听说你刚从庄园回来是吗？”
“是的，我们刚回来。”
年轻人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表情严肃起来。
“村子里的人都在说英格尔索普老太太死得太突然，他们说——”他谨慎地压低了声音，“是毒药？”
波洛面无表情。
“只有医生才能告诉我们，梅斯先生。”
“是啊，没错——当然——”年轻人支支吾吾的，随后非常激动，紧紧抓住波洛的手臂，把声音压得很低，“告诉我，波洛先生，是不是——是不是士的宁？是不是？”
我没听清波洛是怎么回答的，不过很明显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年轻人离开了，波洛关上门，正好迎上我的目光。
“是的，”他严肃地点点头，“聆讯时他会出庭作证。”
我们又慢慢地走上楼。我刚想说话，波洛就打手势阻止了我。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朋友。我需要思考一下。我脑子有点混乱——这可不好。”
他沉默不语地坐了十多分钟，一动也不动，除了眉毛富有表现力地动了几下，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绿。终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很好，最糟糕的时刻已然过去。现在，一切都按照类别整理好了，一个人绝不能允许自己大脑混乱。虽然案情尚未明朗——没有，因为这是一起最复杂的案件。它把我，赫尔克里·波洛，难住了！这儿有两个重要的事实。”
“是什么？”
“第一是昨天的天气情况。这一点很重要。”
“但昨天阳光灿烂啊。”我插嘴道，“波洛，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绝对不是玩笑。树荫处的温度表上是华氏八十度。别忘了，我的朋友，这可是解开整个谜局的关键！”
“那第二点呢？”我问。
“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尔索普先生穿衣很独特，有一大把黑胡子，还戴眼镜。”
“波洛，我无法相信你是认真的。”
“我绝对是认真的，我的朋友。”
“可你说的这些都太孩子气了！”
“不，这很重要。”
“假如验尸陪审团驳回了对阿尔弗雷德蓄意谋杀的判决，那么你的推论会是什么？”
“这动摇不了我的推论，因为十二个傻男人（注：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刚好犯了同一个错误！但那种事是不会发生的。首先，乡村陪审团无须为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担心；其次，英格尔索普先生已经处于地方乡绅的位置了。另外——”他泰然地补充说，“我绝不会允许的！”
“你不允许？”
“对。”
我看着这个非同一般的小个子，又好气又好笑。他是如此自信满满。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轻轻地点点头，说：
“哦，是的，我的朋友，我说到做到。”他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放到我的肩上，表情完全变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你知道，我想到的是那个已经去世了的可怜的英格尔索普太太。她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戴——没有。可是，她对我们比利时人非常善良——我欠她一份情意。”
我试图打断他的话，可他继续说道：
“我来告诉你吧，黑斯廷斯。如果我让她的丈夫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立刻被捕——我一句话就能救出他来——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