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锦绣看来，相亲是极其丢脸的一件事情。你一旦去相亲，就证明自己嫁不出去。嫁不出去的人多得很，但谁都不会傻呵呵地去承认。死撑着在春天里冒出一脸的痘的脸皮。她半耷着眼，见母亲不依不饶、呼天抢地在家里闹了好一阵，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即使心里有再多的不情愿，也只得低眉顺眼地答应了。答应是答应，但做不做得好是另外一码子事。锦绣一贯是一个“外化而内不化”的人，与这个社会处处矛盾。在她上大学那会儿，有过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是真心地待她好，她一度以为可以与他白头偕老。那时他在国外读书，偶尔也会找借口回来看她。耍了两年半的朋友，真正相聚的时间其实手指脚趾搬一块儿数差不多。久而久之，在这份爱情里，喜悦占了一半，忧愁占了一半，但谁都硬忍着不说。每次她去机场送他离开，都红着双眼，像孩子一般拽着他的衣角一言不发。她把所有的不舍都藏在沉默之中，这种沉默让旁人看了也生出几分心疼。那男人过了安检都还不停地回头望她，向她挥手让她走。她为了掩饰悲伤，总是左右晃荡着身体，使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当他一拐进去，实在看不见了，她便失声痛哭起来，哪怕有再多的人围观她也不管不顾。那时，她实在不知道，下次再见他，又该是什么时候，那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这种等待多少有点天真，她自知却又不敢去面对，好像一旦面对，把这层纸戳破了，活着便连个盼头也没有了。后来，到底是多久锦绣也说不清楚，三月初还是二月底，反正是春天。春天是狂躁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那男人突然犯了哮喘。他从小就有哮喘，好几次差点要了他的命。那天他也许也曾试图与命运挣扎一番，但这挣扎微不足道，没多久便没了气。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朋友的时候样子看上去很平静，似乎是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她一边用茶杯里剩下的水浇着她的花，一边埋怨道她连他的最后一眼都没见着，兴许他还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她的语气里有一种事过境迁的豁然，偶尔她还抬头对她们微微一笑，好像是在安慰着对方。她这样一做，别人的眼泪反倒下来得更快。她伸手把她们的头揽在怀里，说：“哭出来就好了。”锦绣那时心里什么也没想，是广袤无垠的荒野上寸草不生。只有她知道他还没有死，他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永远都不会老。这应该是她“外化而内不化”最成功的例子，她一直为此感到骄傲。
锦绣的母亲一向未雨绸缪，恨不得化了锦绣的身。她认为锦绣嘴笨，不太会讨男人的欢心，生怕别人误解了锦绣的迟钝，其实是不解了锦绣的风情。她一遍一遍教锦绣说话，这话放在她那个年代都是一些俏皮话，放在现在，都是一些蠢话。她对锦绣说：“要是那个男人问你，为什么都25了还没男朋友，你就说，你其实根本不急，要不是妈妈催得紧，你还想考个研究生，学习总是好事情。这样一说，不失清高，还把问题的实质给掩盖了过去。”锦绣心想，情况本来也就这样。
谢天谢地。锦绣的母亲得上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女子维权的会议，她是几个社区联合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情绪几度失控，大家都说，看把她给高兴得。其实她是在犯难。她一一与群众握手，每一双手都饱含了深情,她握着它们久久不肯放开，心里想，选得可真是时候啊。那天夜里，她千万次地问自己，她是应该去维护广大女子的权益，还是应该去维护自家女子的权益。她把熟睡中的锦绣摇醒，问她：“我不跟你去，你一个人能行吗？”锦绣不耐烦地把被子拉起来蒙住头，说：“又不是搞革命。”第二天一大早，锦绣的母亲便买了一大束鲜花去请教她的上师。她把情况大致地跟上师讲了讲，上师一直闭着眼睛，也不知有没有听进去。半天，上师才缓缓问道：“你信的是什么教？”她愣了一下，觉得上师明知故问，事定有蹊跷，答：“大乘佛教。”上师说：“既然知道，还不走。”她一下子理解了上师的意思，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她是从那一刻起突然意识到她身上原来是负有使命的。她想，大师果然是大师！
社区特别为她租了一辆大巴车送她去机场，她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锦绣，满脸都是不放心，在座子上坐定了，还又翘起屁股，把头支出窗外，嚷了一句：“穿那条米黄色的碎花裙，女人不穿裙子，就不女人。”
全车人都看着锦绣，脸上的笑似是而非，锦绣觉得真见不得人了。
锦绣没有穿那条米黄色的碎花裙，她心想，他也配。她甚至连妆也懒得化，她一心想让别人看不上她。她始终认为试图利用相亲的方式去找寻自己的另一半简直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首先，两个人结婚一定要有爱情做前提，而爱情这种东西，只可能发生在咖啡馆、图书馆、地铁站、十字路口、电影院、电梯间，接近于一场意外，刺激人类的神经末梢，导致男人性欲增强女人分泌物增多。相亲则是一出布好的局，无论胜利与否，都在预料之中，没有戏剧性情境与冲突，高潮也只是一个仓促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