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弥漫着来苏水的味道，有一点点刺鼻，却并不惹人讨厌，让我想起小时候被妈妈牵着手，去医院领糖丸吃的那一天，儿童医院里喧闹的人声。我缓缓地睁开眼睛，一片黑雾散去后，是惨白和银灰间隔的格子天花板、方块形状的刺眼灯具，和一旁回形嵌套的通风管道。
这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记忆像是出现了一块空白。迟到的头痛忽然涌上来，头脑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箍住一般，伴随着心跳的节奏，一下接一下炸裂地疼。我想起床，却惊觉根本无法动弹，用尽全身力气也不过挪动了一下指尖——而那指尖，正被一个什么东西夹着。我艰难地转过头，看到我指尖夹板连着的，是一台医疗监护仪，不同颜色的曲线有规律地向前波动，刻画出我心跳的节拍。
我套着病号服，躺在这里，手腕上还有几道刺眼的伤疤。
“可儿？你醒了？”
伴随着开门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钻进我的耳朵。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正走进门来，手里还端着一碗洗好的水果，看到我悠悠转醒，她脸上泛起惊喜的神情，眼圈顿时泛了点红光，星星点点的泪花沿着眼角的鱼尾纹散开。她放下水果坐到我的床边，保养得极好的柔软手掌抚摸着我的脸颊，也不知是哭还是笑：“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可儿，你可吓死妈妈了……”
“妈……妈妈？”
我干渴的喉咙并未能传达我惊讶的语气，她只当我在喊她，连连点头，递上一旁插着吸管的水杯：“多喝点水，你一定渴了吧……”
清凉的液体滋润了我的嗓子，也让我更加清醒了几分。待她扶我坐起来，我瞥见了床头资料卡里的病人名字——竺可儿。窗外的夜色倒映出我的面庞，是一个面庞圆润、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年轻女孩。
而我，并不是竺可儿。
我叫谭诗苑，是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者。
十三岁，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圣彼得堡国家芭蕾舞校；十五岁，我拿下琉森国际芭蕾比赛金奖，全奖入学不列颠皇家芭蕾学院；十七岁，我跳级毕业，考入巴黎法国国家芭蕾舞团；如今我二十一岁，刚刚被上海市芭蕾舞团重金挖回来，成为这个团史上最年轻首席舞者。
我记忆中的昨夜，是我本季节的最后一场演出，排练的剧目是法国19世纪的浪漫舞剧《葛蓓莉亚》。我饰演女主角斯万妮尔，穿上木偶女郎葛蓓莉亚的衣衫，装作她的模样翩翩起舞。舞剧结束，全场起立鼓掌，接着是剧团觥筹交错的庆功宴，我被导演灌了几杯香槟，晕乎乎搭了他的顺风车回家。下车后，我在路口接了未婚夫一个电话，吵了两句嘴，我愤怒地挂掉了电话。就在我走进小区，准备刷开单元门禁的一瞬间，一个高大的黑影向我袭来，骨节粗大、带着老茧的手指掐住了我的脖子……
记忆停在了这里，只剩下一片黑蒙蒙的雾。我越想，头越疼。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滴。我想我面色一定苍白异常，否则那个自称是我妈妈的女人，不会那么慌张，颤抖着声音抓住我的手腕，抚摸着我的胳膊，噙着泪道歉：“可儿，别想了，妈妈不问了……你不想说就不说吧，只要以后好好的就行！”
她刚刚问我为什么自杀，为什么想不开。我扶着脑袋，意识昏沉地反应过来。
过后的几天，我出院了，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生怕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沉默之中，我渐渐了解了如今的我。
现在，我是竺可儿，一个寻常的高三女生。我的母亲叫陈美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我的父亲竺政国是上海市政府公务人员，级别颇高，业务繁忙，一月大概回家两三次，每次住上一个周末。
陈美珍同我的母亲很不一样。
我成长于单亲家庭，对父亲的记忆颇为模糊。母亲谭正丽是上海市一家私企的董事，为人风风火火，十分要强，说话也总是生硬怼人。我随了她的性格，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眼里揉不得沙子。
而陈美珍则是完全相反的性格。她体贴，温柔，每日早起给我亲手包猪肉馅儿的鸡汤小馄饨，半透明的皮里包裹着粉褐色的馅料，碗里还飘着金黄色的油花。但她又有些懦弱，会因为买的苹果标签下有一枚烂孔而叹气半个小时，在我让她去找小贩退货时，惊惶摆手：“不行不行，万一他报复咱们怎么办……唉，吃亏是福，吃亏是福……”
吃亏不是福，吃亏只是吃亏。
我皱着眉，心想究竟是什么把竺可儿逼上了绝路？这样温柔的母亲，虽然有些软弱，却也不至于产生什么大的家庭矛盾……我手上还有尚未愈合的伤疤，新新旧旧十几道割腕伤痕。我的喉咙因为插胃管洗胃而轻微撕裂，沙哑作痛——一整瓶安眠药，大约是死志已决，好险捡回一条性命，只是没想到灵魂已经易主。
灵魂附体，死而复生，谁能想到，这样玄幻的都市传闻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拿着手机，开始浏览我意外那天晚上的新闻。
很显然，我原先的身体并没有死。舞蹈并非热门产业，我也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从我住院、苏醒、出院到如今，早已有不少新剧发布，明星离婚，我这遇刺的热度早就散了。新闻也不过寥寥几笔提到，我在家门口被凶手掐晕昏迷，搏斗过程中头部受伤，至今仍然深度昏迷，有成为植物人的可能。而凶手行凶半程被保安巡逻发现，仓皇逃窜，至今去向不明。
我放下手机，揉了揉眉心，试图止息额头深处如影随形的痛。
究竟，是谁要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