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
一、不畏强权——深谋远虑的第一次政治表态
“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
皇甫嵩家世二千石，允文允武。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是外戚与党人的领袖，连番征辟不去，无异于政治表态皇甫嵩不和外戚、党人一伙，不参合你们的事情，也不看好你们的前景。
太尉和大将军征辟都不去，皇甫嵩是不是太嚣张呢？不担心以后给穿小鞋么？
两汉时期，西北凉州、雍州，北方并州、东北幽州的一些郡，因为靠近边疆，国家特地选拔有武才、文才的良家子，向治军方面发展。作为西北边郡的良家子，除了孝廉和被高官征辟的条大路之外，还有一条军功得官职、爵位之路。董卓曾经当过羽林郎，也是其中代表之一。
“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
皇帝公车征，马上就去了，是进一步的政治表态，皇甫嵩忠诚于皇帝，忠于大汉。
相比与董卓，段颎、皇甫嵩也类似，作为家世二千石，要高许多一些，上来直接600石的议郎。
这次选择的难度，犹如现代人上清华还是上民办大学，从国企辞职下海创业一样，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现在，我们都知道，皇甫嵩选对了，窦武、陈藩之后死于党锢之乱，大批的党人被禁锢。如果皇甫嵩当时选择被窦武、陈藩征辟，或许已经被禁锢，很可能没有之后的和连之死拉。
二、擎天巨功——和连之死与鲜卑大乱。
《资治通鉴》“光和四年（公元181）冬。鲜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而贪淫，后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杀之。”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灵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
184年春皇甫嵩为北地太守，到181年冬只有短短2年半不到，可以推断，181年，北地太守也应为皇甫嵩。
和连之弟与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导致鲜卑陷入了长时间混乱。“其子骞曼尚幼，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
和连之死的后果，对鲜卑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对风雨飘摇，即将陷入战乱的汉末三国却是极好的消息。
如此强大的民族，以及其他草原民族，竟然在190年到199年间，中原地区黄河以北十年乱战过程中，未大规模南下。不得不说和连之死，导致了草原长时间的混乱，救了汉族和曹魏一把。要知道在袁绍统一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之前，此处有公孙瓒、刘虞、袁绍、黑山军、青徐黄巾、乌桓等势力，单独哪一方都无足够兵力和地盘对抗控弦十万以上的统一鲜卑。
三、解除党锢——冒杀生之祸的第二次政治表态
《资治通鉴》记载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灵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
为什么说皇甫嵩认为应当解除党锢，是冒了杀生之祸？
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曹鸾是曹操家族的，也就是大宦官曹节的族人。其本身即使不算宦官一党，也不能算士大夫一党，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人物。估计曹鸾自己都没想到灵帝这么狠，宦官这么狠，非要弄死他。
有了曹鸾前车之鉴，皇甫嵩表态解除党锢的危险程度，可就非同寻常了，不仅把个人生命和政治前途为抵押，还或许会将家族陷进去！
然而，灵帝却考虑了。
现在估计，灵帝考虑的原因有主要五点。
一是皇甫嵩第一次政治表态站在灵帝一边，并且对宦官不仇视，宦官当然也不仇视皇甫嵩。
二是皇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
三是帝惧而从之，面对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宦官怕了，皇帝也怕了。
四是皇帝的老师杨赐应该也这么说过。“黄巾贼起，赐被召会议诣省，切谏忤旨，因以寇贼免。”杨赐不仅是灵帝的老师，还有拥立之功，也能被免！
五是皇帝担心军队不听指挥。皇甫嵩本人是关西人的代表，太尉杨赐也是关西人代表，不同的是皇甫嵩是军方代表，杨赐是士大夫代表。即使半个关东都被黄巾席卷了，只要有军队和关西士大夫支持，皇帝都不怕。可这次皇帝真的怕了，前面关西人太尉段颎，被关东士大夫搞死了，之后董卓等段颎的部下，就不那么听指挥了。这次要是皇甫嵩再不听指挥，灵帝怕真的指挥不动关西的部队，即使听从了命令，很有可能也不会奋力杀敌。所以灵帝“惧之”。
那么多中常侍，比吕强更加亲近灵帝的多了去，难道灵帝不会问张让、赵忠，一定要听吕强的？
所以，在问吕强之前，灵帝其实早已动摇了，解除党锢的关键在皇甫嵩，而不是吕强。
皇甫嵩和杨赐在解除党锢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