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立即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1933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先后作了《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今日军人救国与自救之路》、《国家兴亡在军人》、《我们要做现代军人》等演讲。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是江西的土匪。”“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患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一周后，蒋介石又召集赣、鄂、豫、陕、苏、浙、皖七省治安会议，邀请各省政府主席和剿共部队长官出席。蒋介石作了《对各省保安处的希望》、《检点团队的意义和责任》等讲话，对整理部队、训练民团、办理保甲、实施清乡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责令各地严格执行。同时，他加紧调兵遣将，从各地抽调大批军队开赴江西。
5月2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剿匪事宜，直接指挥对江西苏区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接着，蒋介石召集各军军长、师长、参谋长云集南昌行营，研究围剿方略。蒋介石在会上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鉴于“围剿数年，损失惨重，士气为馁，将领疑惧”的教训，蒋介石要求与会将领着重总结屡战屡败的原因，研究围剿战争的规律和方法，制定第五次围剿的方略。会上，蒋介石采纳了柳维垣等人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并交会议拟定其具体实施细则。会议结束时，蒋介石赠送各与会将领人手一册《作战手本》和《剿匪手本》，目的在为其“堡垒政策”奠定认识基础。
在此期间，蒋介石电告汪精卫增拨军费。汪精卫立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增拨军费的方案，并责成国民政府饬财政部筹款。财政部一面增加赋税、增发国债，一面举借外债；旬日之间，筹集到一千八百万元巨款。蒋介石则以此巨额军费，向美、英、德、日、法、意等国，不断购买大批飞机、坦克、大炮，化学毒品等军火武器，源源不断的运往南昌、九江、武汉、广东等地，装备围剿各军。
自七月始，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各部的中、下级军官进行分期分批轮训。他聘请了德、美、意等国军事顾问七十余名，讲授军事技术，参与剿共计划。蒋介石在牯岭饭店召集全体教官和顾问，指示训练要旨，强调作战方略。声称：“此次训练唯一之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训练的方式、设施、动作、技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匪区的实际地形进行训练。”接着，他向接受训练的军官讲演，反复重申训练的目的。训练团以《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为主要教材。其内容是：对行军、宿营、侦察、搜索、警戒、战斗、通信联络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把各级军官和士兵所必须遵守的事项，都编成歌诀，要求官兵背诵，熟记不忘。
军官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坐镇庐山，每日亲自讲课。先后讲授了《剿匪要实干》、《革命军人的责任是安内攘外》、《庐山训练的意义与革命前途》、《剿匪军官须知》、《军官自勉之道》、《革命军人首当崇尚气节》、《军人精神教育》、《革命的心理：诚》等内容。他的讲授重在灌输反共思想，鼓舞制胜信心。蒋介石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革命军人必备之八德；八德不可缺一，方能完成革命大业。”他要求军官们“做一个现代的革命军人，要服从命令，服从领袖”。为此，训练团规定，每逢提到“委员长”或“领袖”、“校长”等称呼时，必须起立立正。
为了笼络人心，鼓励效忠，蒋介石专门命人定制了“中正剑”作为“殊荣”，颁发给学习优秀、表现突出的军官和“天子门生”佩戴。“中正剑”因其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而得名，剑身上还刻有“成功成仁”四字。蒋介石在给军官们授剑时，直言不讳地说：“凡与共军作战，必须勇敢杀敌；如杀不尽敌人，打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人时，就要用此剑自杀，决不当俘虏。即不成功便成仁，誓死为党国效忠。”每个接受此剑的军官心理都明白，这是蒋介石控制属下的精神枷锁；所谓的“中正剑”，实际上是“自杀剑”。
军官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格外强调：“要根据江西南部多山的特点，以及共军作战的特点来进行战斗演练。尤其要格外注意研究山地战、堡垒战、搜索战，要专门进行爬山训练。”“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行军所至，务要建立起碉堡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要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构筑碉堡群与军队应齐头并进。务期星罗棋布、攻守相助，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之平面，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二十三期，先后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在此期间，蒋介石迭次电令各剿共部队，务要虚实结合，在编制、装备、运输、行军等方面因地制宜，加以调整，以利轻装、机动。他责成沿线地方政府“务要竭泽而渔，实施堡垒计划”，筑成梅花式火网，使共军无法通过，藉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彻底摧毁、消灭红军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半年之间，国民党军队与各地政府配合，共在苏区根据地外围修建碉堡一万四千二百余座，达到了碉楼林立、堡垒森严、火网相连、密不透风的程度。
蒋介石煞费苦心的准备了半年，正要向江西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之际；不料，风云突变，却被如火如荼的长城抗战打乱了其计划。
原来，日本侵略者自霸占了东北后，通过伪满洲国操纵了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政治上，溥仪名为“执政”、“皇帝”，实为傀儡。日本关东军作为溥仪的“太上皇”，严密控制着溥仪的一言一行，操控着各级行政权力。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贪婪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物。《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资源。关东军据此组织经济调查，炮制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三井、三菱等财阀势力陆续进入东北，经营各种企业，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先后向东北移民一百多万人，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在文化上，日伪当局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在各级学校一律采用日语教学，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不准学生使用“中华”、“中国”字样，禁止在任何地方悬挂中国地图。
日本通过经济掠夺和大量移民，迅速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后，日本便以东北为基地，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其第一个目标就是热河省。日满政府开动舆论机器，大肆造谣，称：“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出特使，游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要其尽快“归顺”，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威逼驻扎在临榆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就范，实行“独立自治”；但却遭到汤、何二人的拒绝。
日军在诱降不成后，便图谋动用武力。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城，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其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在江西围剿红军，对何柱国部不予支持，致使山海关在三日内失陷。随后，日军开始向热河省进犯。驻守热河的国民党汤玉麟、万福麟两部大军望风而逃。汤玉麟截留二百五十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惶惶然逃出承德。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个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
承德丢失，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却有意包庇，为汤玉麟开脱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三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进行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奋起御敌，誓以“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白天，他们凭垒阻击，浴血奋战；夜间组成大刀队偷袭敌阵地，砍死大量日军，大刀队勇士亦多壮烈牺牲。日军多次进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并肩作战，共同御敌。冷口驻军黄广华师也顽强抵抗，英勇杀敌。日军的嚣张气焰被遏制，不得不停止对长城各口的进攻。双方战事呈胶着状态。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和作战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白刃战的方式，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受到沉重打击。
长城抗战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播。平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报道、评论，全国各界民众热烈响应，大力声援，要求国民党当局乘势而动，实行全民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却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谋求对日妥协。不仅拒绝派兵支持，反而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长，专门负责对日交涉。
四月初，日军大量增兵长城各口，再次发起疯狂进攻。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七昼夜，却被汉奸率领日军从滦东打开缺口，迂回包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军情万分危急。
正当中国守军艰苦鏖战之际，何应钦、黄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次电令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的路线撤退。长城各口守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泣血挥泪，奉命后撤。
中国守军撤退后，何应钦派北平总参议熊斌赶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正式会谈。熊斌在谈判中俯首帖耳，对日方早已拟好的协定一字不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一线之西南地区；将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此自由行动。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长城抗战起雄风，中国健儿多奋勇。政府屈膝签协议，丧权辱国留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