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她为我推出了人生的第一本书长篇儿童小说《欢笑的碧莲河》。此后，我的创作就如同这书名一样，一路欢笑的走来。
1986年我调小溪流杂志社。她鼓励我当个好编辑，做作者的知心人。
1988年我上武汉大学作家班。她嘱咐我放下创作，多听课，多读书，打牢基础，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
此后她患了眼疾，几近失明，几次到北京做手术，自己写作品也就少了。
每到春节，她就会提前给我儿子一萌寄来压岁钱，总是在汇款人简短附言中写下这样的话：“小杨、双娥：给你们的小宝贝买点春节礼物。霄姐。”这些附言我如今还收藏着。
1986年9月6日，我陪她上张家界。我到长沙接她，没接到，她下飞机乘大巴到五一路民航处后，直接乘车往汉寿，我俩路上错过了。我打电话给汉寿的业余作者们接待，我连夜赶回汉寿已到第二天凌晨，她已入睡。我到索园望了一眼楼上，也回家休息。
1987年8月又在南岳儿童文学笔会上相聚。一见面她就对我近期发表的几篇作品提出了尖锐意见。
1999年她来长沙，我和双娥到机场迎接。她是来参加当年文工团聚会的，在长沙忙了几天，就住在我家里，我陪她游了世界之窗。她鼓励我树立信心和远大目标，要写出一流的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力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窗口。
这一别就是整十年。
2009年4月9日，我应《人民警察》之邀，去连城参加笔会，特意安排绕道福州，看望他们夫妇。第二天我要出发了，需坐一天的长途，她像关心孩子似的，给我准备这，准备那，亲手给我洗净苹果，给我小刀，给我备好一杯水，千叮万嘱不要在路上吃服务站的东西，不干净，吃了会坏肚子。结果，我没有牢记她的教导，途中在一家服务站用了午餐，不出两个小时就开始肚子疼，每半小时就拉一次，自己苦不堪言事小，关键是麻烦司机，影响同车的旅伴。我悔不该没有把她的话当圣旨记住并执行。此后，无论她嘱咐我什么，我都会百分之百地照做不走样。也正因如此，我在创作上一步一个脚印，没有辜负她的培养和期望。
她是我的好老师。她是我的好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