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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家人的幸福和民族的振兴而努力
    我们培养员工从小事关心他人,关心自己的亲人,帮助我们的亲人就是帮助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才会关怀祖国的前途。一个人连父母、家庭都不爱,爱天下未免缺乏真实感。什么时候你是个中国人呢?当你在任何时候看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落泪时,你就是个中国人了。北大校庆时,江泽民主席在台上讲话,下面众多老北大人流泪时,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国家文化的基础上的。只有站在国家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区域做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努力。两部发动机,为国家,也为自己与亲人。华为公司不鼓励员工都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鼓励员工把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搞好了,公司发展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国家的大事也就容易解决了。华为经历了十年的努力,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企业的行为逐步可以统一了,形成了闭合循环。因此,它将会像江河水一样不断地自我流动、自我优化,不断地丰富与完善管理。
    ——摘自《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华为基本法》中,有这样一段话:“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是我们企业文化的精髓。”在任正非的许多文章中,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对国家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家庭的重视,对长辈的尊敬。古代对于成功的人一般用立言、立德、立功三方面来概括,我们可以说,在“立言”与“立功”方面,任正非的成就已经众所周知;而在“立德”方面,任正非做得同样出色。
    任正非说:“华为及其员工一直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党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企业兴衰、个人得失、家庭幸福看成一条生命链。我们倡导全体员工除了努力提高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外,还要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支持社会进步的各项举措,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积极关心国家,支援希望工程;积极参加抢险救灾,热情捐赠;积极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事实正是如此。
    在《我的父亲母亲》中,任正非写道:“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了父母的思想改造过程,而形成的宽容的品格。”这里任正非写出了自己品格的宽容的一面,他是一个充满温情、感情丰富、素养深厚的人。任正非意识到,“是党和政府营造的宏观发展环境,是客户多年来给予的理解和帮助,才使华为从幼小的树苗成长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华为是懂得感恩的,同样华为也以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更大的竞争优势,为员工、为社会、为社区、为国家不断创造着贡献。
    迈克尔·波特在《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一文中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反应型和战略型两种,反应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即传统做法;而战略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则是“寻找能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的机会,包括价值链上的创新和竞争环境的投资”,因为只有通过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才能对社会施以最大的积极影响,同时收获最丰厚的商业利益。
    比如,戴尔公司的旧产品回收活动,公益事业宣传是发起募集旧电脑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公益事业关联营销是当淘汰产品达到三件时,戴尔可以为购买指定产品提供10%的折扣;企业社会营销则是回收旧打印机;慈善活动是员工可以向多个支持项目捐款;社区志愿者活动是员工可以带薪参加社会义工活动;对社会负责的商业实践是制定的环保原则、政策和目标的产品设计,等等。
    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外已有了很大发展,也有了相当成熟的理论基础,但在国内,因为法律环境尚不完备、社会各方对企业的信任度不高,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还很不成熟,企业在社会营销过程中面临的难度可能很大。
    尽管如此,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仍会在明礼诚信、保护环境、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慈善等方面不断做出努力,这既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更是企业自身存在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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