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上消失，就像当年的契丹人。我们是形而上学者。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是生活在我们的梦里，我们活在自己的谈话中。因为，为了理解生活，你需要为这普通的生活添加一些东西进去，即便是当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
维克托?拉图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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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残缺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的是一个残缺的孩子，我依然会像爱正常孩子一样爱他。你能想象得到吗？她现在才读十年级，但是她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样，她们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熟人最近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们的儿子却长了一张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还没有耳朵。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探访他们，可是我的女儿并不介意，她能够始终很坦然地直视他们的目光。她想去那儿，也许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尝试着去爱他。
我们原本可以离开这儿，但是我和丈夫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都是核辐射的受害者。我们并不害怕对方，假如有人给你一个从他们花园里摘下来的苹果或黄瓜，你会很自然地接过来，然后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进自己的口袋里或包里，然后再把它扔掉。我们共享着相同的记忆。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外来者，我们都是受到歧视的传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诸如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之类的称谓。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你们害怕我们。如果可以，你们很有可能不会允许我们离开这里，你们会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紧张的心稍稍恢
复平静。（她停了下来。）不要跟我说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样。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最初的几天里hellip;hellip;我曾经带着女儿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亲妹妹却不让我们走进她们家，她家里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一次，我们最后只得在火车站过夜。
我有过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应该去哪里？也许，我们应该自系，从而让自己少受折磨？这样的想法只在最初几天出现过。每个人都开始想象可怕的疾病即将出现一那些不可思议的疾病。我是一名医生。我只能猜测其他人在想些什么。现在，我望着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去哪儿，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的女儿曾经参加过一个少年先锋队夏令营，营队里的其他孩子都不敢碰她。她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她会放射出一种黑色的光。晚上，他们让她站在营地的院子里，从而可以让他们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
人们会谈论战争，谈论那些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并且拿我们和他们做比较。可是，那些人是高兴而幸福的！他们赢得了战争！战争给了他们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们现在所讲的，战争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其强大的生存动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只想活下去、学习，然后生孩子。可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并且为我们的孙子孙女担心。人们笑得少了，节假日里的歌声也少了。树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这里的风景也变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也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变得很沮丧、很消沉。在这里，你会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切尔诺贝利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它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你不写我们的故事也许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我们。没有人会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谈论癌症。同样，如果有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没有人会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监狱。
娜达莎?阿法娜斯耶夫娜?布拉科娃霍伊尼基的一名村民
我有很多资料，我一直在收集各种资料，至今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一报纸上剪辑下来的资料，我自己的评论。我有很多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们都给你。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离不开它，但是我自己却无法动笔把它们都写下来。我能够战斗;组织游行示威、站岗放哨、获取药品、探访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无法把它写下来。不过，你应该这样做。我对此感触很多，一直以来，我都无法正确地面对和处理这些情感，它们麻痹了我的大脑，使它陷入了瘫痪。有很多人一直在执著地关注和研究切尔诺贝利事件，并且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书。但是，我不想成为这种人，我不想成为揭露这一事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