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吃鸡蛋的次数，李文白家的孩子一年吃两个鸡蛋，李瞎子家可以一星期吃一个鸡蛋，在吃鸡蛋的数量上李瞎子家与李文白家不是一个量级，而且有时候还能偷吃一次两次的。
李瞎子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李文白家四个孩子，每人一个鸡蛋的话，一次就要吃掉四个鸡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二是吃肉的次数，李瞎子家每月是可以吃上几次肉的，吃肉的频率取决于算命的生意好坏，但总能吃上几次，特别是张寡妇每次来，一定有肉吃。张寡妇每次都和李瞎子躲在房间里算命，算命时与给别人算命的动静又大不一样，除了床晃动的声音，还伴随着张寡妇痛苦的呻吟，每当张寡妇算命走了，李瞎子都会对我说：“麦子，别给别人说张寡妇来过，爸明天给你做肉吃。”
小时候，我是很喜欢张寡妇来家里算命的，看到腰连着屁股的张寡妇，就像闻到了肉的香味。
有时候李瞎子说：“麦子，你家里待着，千万别乱跑，我去给张寡妇家算命。”
这个时候我会有些失落，为了弥补我的失落，只好偷一个鸡蛋吃，只要是这个时候偷鸡蛋吃，李瞎子从来是假装不知道。
肉是花钱买的，鸡蛋是自己家鸡生的蛋，可自己家几个鸡生的蛋也不能随便吃，农村能换到现钱的机会不多，但买东西是需要现钱的，读书也是需要现钱的，那时可没有义务教育，读书所需要的现钱是家里最大的开支，有时候学校、老师还要骗一些，读一年的书，需要几头肥猪的钱，所以很多孩子选择不读书，或者家里儿子读书，女儿不读书。李文白家虽穷，他家女儿也享受着与儿子平等的待遇，这在村里是少有的。
第三是吃米饭和吃红薯的比例，李瞎子家红薯吃得很少，李文白家几乎都是吃红薯，吃米的比例很少。红薯产量极高，廉价不值钱，主要用来喂猪，人吃久了，痨肠剐肚的，人都吃成红薯的颜色了。
还有就是吃面、炒菜、水果、糖的次数，李文白家也是极少的。
小时候我会觉得李瞎子家很富裕，主要是从吃什么的指标上与李文白家进行对比，而我依然是个面黄肌瘦的孩子，身高比正常同龄的孩子要矮，好在后来猛长了两年。
知道我的亲手父母是谁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镇里唯一的一所镇小学里上学，这已经很奢侈了，很多孩子只能在村里那种小学里上学。小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李文白家是最穷的，但他家的孩子都在镇上小学读书，这也使得李文白家后来成为镇里的第一豪门不无关系。
李瞎子也不计较我往亲生父母家跑，从前我上学他老是担心，需要托付同村一起去镇上上学孩子的父母帮忙送送，我知道我有姐姐哥哥弟弟时，便同他们一起去镇上小学，就是隔壁村，离得近，每次在两村共同通往镇上唯一的路上等就可以了。
从村里走到镇上小学，八里地，早上八里地，晚上八里地，必须得步行去，这对于农村人来说不算远，还有更远的，也得靠两脚走，不管刮风下雨、雷暴天气、大雪大雾，都得走着去，假期除外，一周六天，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是夏秋两季没鞋子穿，李文白家是春夏秋，加上半个冬天都没鞋子穿，就那样赤脚去上学，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特权，赤脚上学的孩子还有一小部分，而我也是这一小部分，所以，日子没法跟别人家比，只能跟李文白家比才能显得富裕。
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条路，能有那条通往镇上的路，在我们几个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小学走了六年，初中走了三年，早晚都要走一次，走多了，哪里有棵树，哪里会拐弯，哪一段比较硌脚，哪一段雨天比较滑，心中十分了然。
直到后来长大有钱了，我们都开着车回去时，还会去走一走那条路，但已经无法忍受赤脚走路的痛了。
小时候最讨厌下雨天，无论怎样小心，卷起裤脚走路，走到学校时，裤子基本湿透了，用一天的时间用身体把裤子温干，到晚上放学时回到家，又基本湿透，很是奇怪，没有得风湿关节炎。
而我走那条路的时间比李文白家的孩子又多很多，在寒暑两假期，只要是赶集天，我会在前面牵着李瞎子去集市上摆摊算命，其实不用我牵，李瞎子也能自己去，儿子不能白养，不是吗？所以寒暑两假是需要牵着李瞎子走那条路的，我那时也很喜欢走那条路，因为路上能看到很多屁股，各种形状的屁股，看多了，发现张寡妇的屁股还算是美的。
有一次在家里，我盯着张寡妇的屁股看了良久，说：“你屁股还算好看。”
张寡妇逗我：“麦子，我只有屁股好看吗？”
她看到我猛的点了几下头，指着李瞎子说：“孩子随你，小小年纪就不是个正经人。”
长大以后，我也觉得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正经人，但看到了更多的屁股，却常常会想我张寡妇的屁股，主要还是张寡妇的屁股有肉的香味。
那条路是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人生走过最多的一条路，没有之一，那是一条伴随童年时光、少年时光的路，人生最天真无邪的时候都给了那条土泥巴路，好像人生的所有纯真都给了那条路，以至于长大以后，再也无法给任何一条路纯真，因为纯真已经被那条路耗尽了。
十岁开始，李瞎子教我算命，当然是从最简单的背诵开始，背诵生辰八字相关的那些顺口溜，跟小时候课文里的唐诗宋词差不多，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必须得背。长大以后才明白，背的那些很有用，特别是在恋爱方面，绝对会后悔小时候背少了，而李瞎子教我背的，成为我一生谋生的手段。
自我知道亲生父母是李文白和陶春兰时，我开始熟悉他们，反正李瞎子也不计较，李瞎子只要求我每天必须回家。李文白看到我很少说话，就跟假装没看到一样，陶春兰每次都显得很高兴，会经常捏一捏我的肩膀或者手，并伴随着感叹：“不错，长了点肉了。”“头发黑一点了。”
陶春兰对我说得最多的是：“麦子，你要记住，千万要读书，什么都听李瞎子的，但他要不准你上学，你来告诉我。”
每次陶春兰这样叮嘱我时，李文白听见了总会伴随一声叹息，有时候还会说上一句：“管那么多干什么？现在是人家的儿子，读不读书李瞎子说了算，真是闲得慌！”
而每当李文白这样说的时候，我能看到陶春兰眼里蕴含起泪水，却不见她的泪水滴下来。
李文白的无情不只是对我，在打孩子上，李文白也是一把好手。陶春兰骂他时，他像一个傻子，装着没听见，口里哼着歌，显得无比的快活，就像陶春兰的骂声是协奏曲一般，而他又并不是真有这样的修为。被骂了，气总得找个地方出，他觉得打自己的孩子总是不犯法的，也确实没有关，要打孩子，借口总是会有的，就算没有，打一顿也是教育孩子，起码李文白觉得是这样。
长大以后，我曾问李文白，为何那样打孩子？这时候，李文白又像一个傻子，什么话都不说的傻子。
两个村挨着，山上云淡风轻，大声一点的骂声很远都能听见，去陶春兰家次数多了，基本上可以判定李文白什么时候会打孩子。
傍晚时分，我又借故铅笔没有了，去找那三兄弟借一借，李瞎子知道我爱跑，随便我用什么借口。刚到李文白家后面的山坡时，听见陶春兰在骂李文白，骂得很大声，李文白挑着粪桶自顾往家走。我好奇的远远跟在李文白后面，可能是粪桶太臭了，也可能是根据经验，想看热闹。
李文白在快到家时，折断一根柏树丫，把叉得太开的部分折掉，拿在手上，对着地上试了试手感，对这根一米多长、两根手指头粗的柏树枝很是满意，口里哼着小调，挑着的空粪桶在空中跟着节奏摇摆，显得非常和谐。
果然，我还没下去，就听见李木首先撕心裂肺的嚎哭起来了，接着是李敏，然后是李水，最后是顶替我位置的老四李余。
柏树枝韧性极好，农村到处都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是打孩子的最佳材料，而且打起来特别的痛，就像小钢条抽在身上，一抽一条血痕，并伴随着嚎哭声。
李敏的哭声是比较尖而音高，李木的哭声气势最宏伟，大有震颤山河之势，李水的哭声与李木类似，李余的哭声少而小，可能是应和了那句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我在一旁单独统计过，李敏的嚎叫次数和时间的长短与李水差不多，李余当然是最少，而李木的嚎叫时间特别长，次数也最多。我不知道李文白是依照什么定律的排列方式，轮流打这四个孩子，总之，那此起彼伏的嚎哭可能让他特别解气，因该是释放了生活中所有的无奈和贫穷感。
李文白每次打起孩子来，有一种不挥洒够不爽的感觉，必须得打出气势，让自己有酣畅淋漓的疲惫感才会罢手，有时候中途需要更换好几次柏树枝，或者手臂粗的棍子，有时候准备充足，有时候准备不充足，就当给嚎哭的孩子中途休息，他找到手感好的再继续打。
可以是追着打，孩子哪里跑得过大人啊？也可以是一手拎着头发或者脖子打，也可以是一脚用力踩着打。可能是边骂边打，也可能是焖着一直打，还可能是不停的换着手打，总之，每一场打孩子，李文白都是非常认真的，绝不会点到为止，那种气吞山河的气势，汹涌磅礴的勇武，也只有在打孩子时能见得到，其他时候都是一个窝囊废。
李文白打孩子的时候，非常沉浸其中，只有这个时候，陶春兰管不了李文白。大多时候，陶春兰知道李文白是打给自己看，而陶春兰大多时候也是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对付李文白，你打给我看，我就打给你看。
作为母亲的陶春兰开始时会下手轻一些，这种让人血脉喷张的事很难控制，打着打着容易兴奋，于是也下狠劲打。李文白打李敏时，陶春兰打李余，李文白换了李木继续狠打，陶春兰就换了李水继续狠打，然后再交换打一轮，什么时候停，主要看那天的体力好不好，实在累了中途休息片刻，趁热继续打。
我常常想，孩子挨打的时候，心应该是一片死寂的，不然何以应付得了这样的父母。长大以后，看着我的兄弟们百折不挠、阴险狠毒时，我明白小时候挨的打是真的有用的，那么小就开始经历和锻炼，长大后当然能比别人更运用自如，所以才一个个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我也经常见到李文白单独打李敏，或者单独打李木，最多的是单独打李木，可能是李木的嚎哭声特别响亮，更能有证明自己体力的说服力。单独打一个时，姿势可以不断的变换，更有一种畅快淋漓之感，显得更加的专注，可能因为不用老是换来换去，持续性也比较好。
那种哭声，我很多年后依然记得，就像杀猪时那样的撕心裂肺的猪叫声，长大以后就很少听见了，记得有一次在派出所听见过，那一刻觉得非常熟悉，当时还纳闷：“难道警察在派出所里打自己儿子，像李文白那样打？”从这方面看来，李文白应该去当警察。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让警察刑讯逼供了，而此时，李文白也正好老了，他再也打不了任何人了，所以显得特别的阴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