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自己买一辆卡车啊，”我说，“你也应该自己创业。”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迅速瞥了我一眼，我已隐约察觉到这段谈话的走向，“银行对前东线士兵也不是很好，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骗子。”
“我有点存款，”我说，“可以借你。”
他拒绝接受，但我说，借你就是借你。“当然是要收利息的。”我又说。只见他笑逐颜开，但脸色随即又严肃起来，说要等到事业稳定可能得花很多时间。于是我跟他保证，利率不会太高，只是象征性的而已。我又叫了一轮啤酒。最后，我们两个人醉醺醺地走出施罗德酒吧，握了握手。就这么一言为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奥斯陆。
……信箱里有一封维也纳寄来的信。我把信放在厨房餐桌上，凝视着它。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五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鲁道夫二世医院，希望有人知道海伦娜的下落，并把信转寄给她。为了避免有人拆开信偷看内容，我没写下任何可能危及我和她的事，当然也没用真名。我一点也不奢望寄出去会有回应。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希望得到回应，除非这个回应是我要的。已婚，当了妈妈并有个小孩。不，这不是我要的。即便我曾如此祝福她，也希望她得到这样的幸福。
我的天，我们曾是那样年轻。那时的她才十九岁。如今我手中拿着她写来的信，一切突然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信封上娟秀工整的字迹不是六年来我每晚梦见的那个海伦娜写的。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逼自己准备好接受最坏的打击。信封里是一封长信。现在距离我第一遍读信不过才几小时，但信里的字字句句我都已刻在心中。
亲爱的乌利亚：
我爱你。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一生都将爱着你，但奇怪的是，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爱了你一辈子。收到你的信，我开心得流下眼泪。那……
哈利拿着文稿走进厨房，在料理台上方的橱柜里找到咖啡，摆上咖啡壶加热，继续阅读。尽管历经艰辛与苦痛，他们仍在巴黎一家旅馆重聚。
从这里开始，盖布兰越来越少写到丹尼尔，最后丹尼尔似乎完全消失了。
接下来盖布兰写的是一对深爱彼此的恋人，因为布洛海德命案而时常感受到被人追捕的紧迫感。他们在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隐秘地约会。海伦娜知道盖布兰的新身份，但她是否知道盖布兰曾在东线杀了辛德，又在辛德的家乡农庄杀了他的四个亲人？看起来她似乎并不知情。
他们是在盟军退出奥地利之后订婚的。一九五五年，海伦娜离开祖国。她认为奥地利一定会“被战争罪犯、反犹太分子和狂热分子接管，因为他们尚未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奥斯陆定居。盖布兰使用辛德·樊科这个名字继续经营他的小生意。同年，他们结婚，举行了低调的私人婚礼，地点就在他们刚买的独栋大宅的院子里，由天主教神父证婚。大宅位于霍尔门科伦路，是用海伦娜卖掉她在维也纳的缝纫生意的钱买的。他们过得幸福快乐，盖布兰写道。
哈利听见嘶嘶声，这才发现咖啡壶里的水已经滚到溢了出来。
98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五六年，国立医院。
海伦娜大量失血，一度生命垂危，所幸他们及时处置。我们失去了孩子。海伦娜极为伤心，我只能不断地说，她还年轻，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医生却不那么乐观，说她的子宫……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国立医院。
是个女儿。海伦娜给她取名为萝凯。我哭了又哭，海伦娜抚摸我的脸颊，说上帝的道路是……
哈利回到客厅，把手放在眼睛上。为什么他在比阿特丽丝的房间里见到海伦娜的照片时，没有立即联想到呢？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他的心思一定是在别处。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的心思跑到了别处。他不管在哪里都看得见萝凯的脸庞：在街上路过女子的脸上、在转来转去的十个电视频道里、在酒吧柜台的后方。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墙上那个美丽女子的照片？
他是不是该打电话给爱德华，确认化名为辛德·樊科的盖布兰·约翰森写的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需要确认吗？现在不是时候。
他把稿子往后翻，翻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那一页，后面已没剩多少页了。哈利觉得手心冒汗，心中浮现出一丝如同萝凯的父亲收到海伦娜的来信时，描述的那种不愿意面对却无可避免的心情。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奥斯陆。
我快死了。在经历过波涛汹涌的一生之后，却发现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即将被一种常见的疾病夺走生命，这种感觉十分奇怪。我该如何告诉萝凯和欧雷克？我走在卡尔约翰街上，感到生命多么可亲，自从海伦娜死后，我一直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如今我突然对生命产生渴望。倒不是我不盼望跟你团聚，海伦娜，而是因为我忽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已经很久了，如今我的时间所剩无多。我踏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我曾踏上的那条碎石径。王储依然没有站上露台，说他能够理解我们，他只理解其他有需要的人。我想，他永远都不会站出来说这些话了。我想，他出卖了我们。